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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再评梁建章的“人口危机论”: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文章来源:燕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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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2 09:25:13

和黄的文章反复强调人口与就业的关系,并举出一些国家的例子,试图证明通过增加人口和鼓励生育来解决未来的经济问题是必要的。


事实上,关于人口问题,只是在理论上,有些观点在一些国家更为合适。毕竟,有些国家人口基数小,生育率低,这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发展。然而,讨论应该基于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照搬。北欧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的问题似乎与中国相似,但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正确认识中国的人口状况


首先,人口基数和规模是不同的。如果中国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然而,中国现在面临的人口是14亿,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用说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收益可能会增加,但是超过了规模界限,效应就会减少,人口也会减少。和黄先生多次引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例子,显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人口基数和人口质量的差异。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大多数中低收入人口的国家来说,与美国相比当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它是关于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递减。在一定的人口规模下,所创造的收入可以通过人口红利来实现,但是在超过了实现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后,当劳动力继续供给时,我们所希望的人口红利效应就会逆转。


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们一度严重依赖人口红利,但此后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流失。


第一,劳动力成本没有随着劳动力的不断供给而保持在原来的水平,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企业成本的增加;第二,世界工厂模式牺牲生态环境并付出一定代价,导致社会成本和长期经济成本增加;第三,随着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模式向提高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的模式转变,竞争模式已经开始向依靠资本和技术投资转变;第四,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社会分层导致利益结构固化,精英思维模式要求与发达国家接轨。因此,在城市治理和产业包容方面,传统的就业模式更加被排斥;第五,制度被排斥,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各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预期模式发生了变化,城市容纳就业的渠道变窄,中西部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逐渐流失,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下降。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经常引用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在中国出现。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下降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瓶颈造成的成本上升。


当农村劳动力仍然严重过剩时,中国和刘易斯拐点之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此,由于农村地区人均资源缺乏,仍然不可能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就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正因为如此,数亿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


中国公共服务资源仍面临长期短缺。不仅有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还有公共服务设施。如果我们坐在城市的豪华办公室里,想象农村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农村人口的分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集中,大量的农民分散在大约60万个行政村和300多万个自然村中,所以仅仅看人口数字是不可能得出简单的结论的。例如,教师人数是根据人口计算的,这些分散的村庄所需的教育资源不能通过规模服务来实现。对于每个学龄受教育的人来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公共服务渗透到农村地区,以及如何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由于农村人口过于分散,教育服务成本大大增加。


现在,在一些省份提倡的“住在一起”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这些都与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有关,也与广大农村人口的实际生活形态有直接关系。即使考虑到未来教育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远程教育的实施也需要花钱来促进。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你考虑过解决这个问题要花多少钱吗?无论是教师工资、学校基础设施、道路等交通设施还是其他服务成本。


人口过多的“危”大于“机”


诚然,一些社会精英出生在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中,但这一事实与人口规模没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也从农村选拔精英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社会成本是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的社会精英无法与支持这些精英的人口规模成正比的原因。


精英可以在中低收入人口中产生,这并不意味着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利益。例如,虽然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是在巴西的贫民窟培养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贫民窟的问题会得到解决。中低收入人群可以产生社会精英,这并不意味着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现实将会改变。这是个案和群体规模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例子来谈论人口问题,我认为有点脱离学者的严谨作风。


人口与就业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人们面临的就业压力一定与人口有关,因为收入增长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法容纳充分就业时,无论是由消费还是投资驱动,经济困境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人口与就业的关系,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我过去的观点。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讨论人口问题。虽然它从数据开始,但是如何处理数据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加一等于二。中国的人口规模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可能的预测。因为当增长水平下降时,它将直接影响未来投资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能力。这些因素的联系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清醒的判断。


在先生和黄先生看来,最简单的逻辑是,中国的人口将由于未来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在人口或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这只是简单算术的结果,忽略了科技发展的现实。如果我们想利用现有的人口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显然必须首先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关键。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它将大大减少累积的人口压力,同时,它将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它将不是通过人口规模,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升级来促进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注意到和黄特别提到马尔萨斯理论。人们认为,既然马尔萨斯曾经认为地球不能养活10亿人,那么现在就有70亿人,从而证明技术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地球的人口容量。然而,如果我们了解生态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和更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就会知道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生育和贫困将加速地球生态的恶化。太多的穷人也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气候条约来解决什么问题?正是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更多的学生不仅会使中国在发展中面临许多困难,还会使全人类在未来不得不面对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也为地球人口已经达到70亿而沾沾自喜,忽视了这么多人造成的全球危机以及它将给地球带来的风险。


可以说,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以无数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代价的。然而,由于人口控制,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减轻了。虽然未来的政策会随着人口生育趋势的变化而调整,但它绝不会倒退到盲目鼓励人口生育的时代。因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仅要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负责,还要对全人类负责。


作者是中国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FLB—-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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